马乐案检察机关释法“敏感”案件

马乐案检察机关释法“敏感”案件

【财新网】（记者 赵复多）
近日，最高检试水“以案释法”，规定检察官可对“具有广泛社会影响或较大争议、可能引发上访或者社会群体事件”等案件主动向公众“释法”。

　　按照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下称《规定》），检察官以案释法，即检察官结合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，围绕案件事实、证据、程序和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释法说理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活动。

　　其中，检察机关可以对公众“以案释法”的六类案件是指：具有广泛社会影响或较大争议、可能引发上访或者社会群体事件、具有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、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、具有较强警示教育意义、具有预防职务犯罪效果的案件。

　　对于正在办理的案件该如何把握以案释法的时机?

　　《规定》明确，检察官以案释法，必须坚持必要性、合法性、规范性、及时性等原则。其中及时性原则指出，“检察官应当根据办案实际和普法需要，在案件办理的关键环节或者案件办结后，及时向诉讼参与人或者社会公众以案释法。”

　　最高检法律研究室负责人对媒体表示，《规定》针对不同类型的以案释法在时间上提出具体要求。其中对正在办理的案件，规定可以针对诉讼参与人提出的请求，结合办案进程适时向诉讼参与人释法说理。同时，考虑办案过程中，可能会出现社会舆论高度关注、当事人情绪激烈等影响办案的特殊情况，为充分发挥以案释法在释疑解惑、化解矛盾等方面的特殊功能，规定必要时应当立即启动以案释法工作。

　　有律师对此表达隐忧。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张青松律师对财新记者表示，目前存在限制律师对正在办理的案件发表言论的情况，甚至明确禁止律师向媒体发布自己的辩护意见和辩护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检察机关作为侦查一方或控方，如果主动向全社会公布案件的事实和证据，会不会客观上对司法公正造成影响？

　　在《检察日报》7月22日刊发的《检察官以案释法切合法治时代之需》一文中，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表示，“释法”并不是强求检察官要时时注意面对媒体、面对舆论。和法官一样，检察官最主要的释法场所还是在司法活动中，而不是在社会活动中；最主要的释法载体还是在司法文书中，而不是在答记者问中。

　　王琳还认为，对于新时代的检察官而言，学会与法官、律师打交道很重要，学会与媒体、公众打交道同样重要。检察官以案释法，既不能逾越检察权，去说法官该说的；也不能抢律师饭碗，去做律师该做的。

　　此外，《规定》还明确规定了检察官应当向诉讼参与人开展以案释法的三种情形，即法律文书说理、应诉讼参与人请求释法说理和特定情况下的主动释法说理，检察官对其正在办理的案件，如果符合规定情形，应当及时开展以案释法工作。

　　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向财新记者分析，在如今检察机关“案多人少”的情况下，以案释法在具体操作层面可能存在问题，能否达到所预期的效果也还存疑。

　　“要求进行释法就表明当事人肯定存有异议，而如果是因为立场不同而产生的异议，很可能检方解释后当事人又要再提出辩驳，双方很难达成一致。”他认为，如果当事人一方确因对案情、法律不清楚，那按照现有规定也可根据案件的具体的情况相机做出解释，没必要做硬性的要求，如此反而增加了检方的负担。

　　张建伟还表示，法院的判决书其实是更好的“普法材料”，目前还存在一些判决书写的“含糊暧昧、简陋不堪”，如果希望败诉的一方服判，进而减少上诉、申诉乃至信访，更应将基本功做扎实。

　　张青松则认为，目前检察官以案释法在相关法律上还缺少足够的支撑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，其最佳的普法的手段就是严格依照诉讼法相关规定履行其法律职责，并有意识的做好检务公开。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