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花八门的庭前会议

庭前会议是随新刑诉法而来的“新生事物”，原则性的规定有了，但具体怎么开，却没有更多的细则。对于控辩审三方来说，都有“摸着石头过河”之意。
特别是在新刑诉法实施的前半年，我在各地参加的几次庭前会议，地点不同、形式不同，参加人员不同、解决的问题不同，当然气氛也大不相同，给我的感觉，可以用“五花八门”来形容。
喝着茶“去掉”了一个罪名
2013年1月29日，在重庆市某法院，我参加了第一次庭前会议。该案的当事人姓乔，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、虚假出资罪、挪用资金罪
为了上市，1999年乔某与董某等人成立A公司参股B公司，在成立A公司时，乔某一伪造银行进账单的方式，虚报注册资本，取得了公司登记；2003年4月，乔某以重庆B公司名义参股投资成立C公司，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，A公司以机器、设备和房屋等实物形式出资3375万元。但直到案发，上述物资仍未过户到B公司，公诉机关认为乔某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、虚假出资罪。
公诉机关还认为，乔某多次挪用几家公司的资金用于炒股、个人消费、支付个人债务等用途，构成挪用资金罪。
2012年4月，法院判决乔某虚假出资罪、挪用资金罪成立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；认为虚报注册资本罪已超过追诉时效，不予支持。
乔某上诉至重庆市某中级人民法院，我和张青松律师此时担任乔某的辩护人，最终中院以二审期间出现新证据为由，撤销一审原判，发回重审。
重审一审开庭前，我们向区法院申请召开庭前会议。当时想解决的问题是虚报注册资本罪这个罪名。因为该罪名在原一审判决书并没有认定，公诉人也没有提出抗诉，但发回重审后，公诉机关没有制作新的起诉书，在起诉书中仍指控有虚报注册资本罪。
那么，开庭审理时，是否还要对该罪名涉及的犯罪事实进行审理，我们希望能在庭前会议上与法院、检察院交换意见。同时，由于案卷材料有24册之多，我也想知道控方举证的方式，以便有针对性的做好辩护准备工作，提高庭审效率。
春节在即，法院也希望能通过庭前会议提高庭审效率，当即就同意召开庭前会议。
对于庭前会议是个什么样子，我曾经有过几种设想，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这个庭前会议，居然是在审判长的办公室里开的。
当时，审判长就坐在他的办公桌旁，辩护律师和公诉人都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谈，气氛轻松友好。
我们首先提出，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这个罪名审理问题，我们认为该罪所涉事实已过追诉时效且再次审理有违“上诉不加刑”的原则。与公诉人交流后，审判长表示，这个问题要请示领导。
会后，审判长打来电话，表示既然起诉书上还是有这个罪名，开庭后公诉人还是照样宣读起诉书，辩护人以“超过追诉时效”和“上诉不加刑”进行辩护，审判长当庭宣布这个罪名不再进行审理。
这样的一个结果令我们兴奋，这个形式上貌似不太正规的庭前会议，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，避免了庭审时可能会出现的尴尬局面，也避免了我们去做一些不必要的准备工作，也算是为乔某去掉了一个罪名吧。
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，就是在与公诉人交流时，聊到了举证的顺序和方式。公诉人坦诚地交流了自己的举证方式。开庭时，按照庭前会议时说的举证方式，我们事先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准备。开庭时，举证质证这一环节，双方“你来我往”节奏非常紧凑，该说的意见都进行了充分的表达，庭审效率大大提高。
客观地说，这是让我颇感欣慰的一次庭前会议。
“婉转”启动排非程序
一个半月以后，也就是2013年的3月中旬，还是在重庆的某法院，我开了第二次庭前会议。
2012年底，重庆市北碚区法院就全某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。法院认为，全某在任某公司副总经理期间，先后收受他人好处费120万元，构成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2年，没收财产20万元，追缴非法所得125万元。
全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，我和张青松律师担任期二审辩护人。
二审开庭前，法院召开了一次庭前会议。与我参加的第一次庭前会议不同，这次给我的感觉是“非常正式”，因为，庭前会议是在法庭上进行的。除了全某没到场外，气氛跟正式开庭差不多。
当时，法官完全按照新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，将庭前会议可以提及的问题一项一项地提出来，而且是按司法解释的顺序挨个进行。
这一次，根据案情的不同，我们唯一提出的就是非法证据排除问题。因为全某提出，侦查阶段供述是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、威胁等方法所得，我们怀疑全某可能存在长时间未得到休息、受到刑讯逼供、诱供等情形。
开会前，我们将要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书面意见提交给法庭。庭前会议上，在法庭的主持下，控辩双方就该问题分别发表了两轮意见，但最终法官并没有对是否启动“排非”程序明确表态。
庭审时，在发问环节，全某详细的向法庭陈述了到案经过及受到刑讯逼供和威胁的情况。后在证据调查环节，我们提出应对全某供述合法性进行调查，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。在检方答辩时，检方出示了入所体检记录、同步录音录像、情况说明等证据，同时还通知了两名侦查人员出庭证明取证的合法性问题。
我们认为虽然法庭没有宣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，但是从庭审内容上看等于实质上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。
为什么会如此安排？我认为，法院明显是在回避“非法证据排除程序”这样的字眼，因为一旦明确启动排非程序，对于全某供述合法性的采信标准就会变得非常高，只要检方不能证明全某供述是合法取得，就应予以排除。而法院现在的这种做法，是将“合法性”作为质证证据“三性”的一部分，是否采信全凭法官自由裁量。
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对全某供述的“合法性”确实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查程序，尤其有两名侦查人员出庭接收法庭质询。而这一切，庭前会议当然不无功劳。
控方“缺位”的瘸腿会议
2013年4月下旬，我在新疆开的一次庭前会议更有意思，控方代表因故“只做记录，不发表意见”，这次形式上没问题的庭前会议，实际上却没能和控方交流任何意见。
这个案子是我和张青松律师一起，为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刘某的重审一审进行辩护。
起诉书指控，刘某是原伊犁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在经营粮油购销中因经营管理不善、加之赌博等原因产生大量外债。2007年3月，刘某明知公司账户已无资金，使用签发空头支票等方式支付小麦款，骗走小麦150吨，构成票据诈骗罪。刘某采取与他人口头或书面签订售粮合同的方式，骗取购粮款后，不出售或不按合同规定出售粮食，拆东墙补西墙，共诈骗购粮款44万余元，构成合同诈骗罪。
2009年7月，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分院数罪并罚，判处刘某有期徒刑20年。2010年6月20日、2001年6月23日，刘某两次向新疆高院提出申诉，2012年6月5日，新疆高院撤销原判，发回重审。
这个案子历经刘某及其亲属的多年申诉，终被发回重审，法院可能感到有些压力，因此，在重审一审开庭前，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召开庭前会议的申请。或许，法院想通过庭前会议，了解控辩双方的意见，化解庭审压力。
令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，在召开会议前，审判长多次打电话问我，会不会来参加庭前会议。我提出的申请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？
对此，我又进行了种种揣测，但谜底揭晓时，我又大吃一惊——参会的控方代表说，他不是本案承办人，但因为起诉书上有他的名字，所以得来开庭前会议。由于对案子一点都不了解，他来开会只做记录，不发表意见，回去向领导汇报。
如此一来，这个庭前会议就如同控方没有参加一样，来的人只相当于书记员，我们与控方代表无法交流。
更没有想到的是，此案开庭时，检察院变更起诉，所有的公诉人全换了，出现在法庭之上的，全是生面孔。
庭前会议的正能量
此后，我又参加了几次庭前会议，总体而言，每次的情况都不太一样，从内容到效果，从形式到解决的问题，共性的东西不太多。
抛开这些，总体感觉，法院和辩护律师对庭前会议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，检方是不积极也不反对。
从效果来讲，庭前会议确实能解决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，协调三方立场，化解庭审压力，提高庭审效率。
既然大家的出发点是一样的，希望庭前会议的气氛能轻松一点儿，也许在和谐的氛围中，大家的话题会多一点，思路会广一点，解决的问题也能更多一点。如此一来，庭前会议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