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年前海口陈满杀人焚尸案最高检向最高法抗诉

22年前海口陈满杀人焚尸案最高检向最高法抗诉

陈满父母坚持为儿申诉（德阳晚报记者张嵘供图）

案发二十多年过去，年逾八旬的陈满父母担心等不起。一审死缓判决后，检察院曾抗诉要求判死刑立即执行。现在最高检的一纸抗诉书，是否意味着另一种结局？

对于四川人陈满年逾80岁的父母陈元成和王众来说，这是22年来他们过得最舒心的一个春节。

2015年2月16日，离羊年春节只有三天，他们接到了最高检察院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。最高检复查后认为，陈满故意杀人、放火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其具有作案时间与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，于2月10日向最高法提出抗诉。

1992年底，陈满因涉嫌故意杀人、放火被公安部门收监，1999年4月，被海南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。

这可能是最高检第一次为纠正疑似冤假错案，向最高法提起刑事抗诉。

抗诉少：“有些对抗的意思”

抗诉，是中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律监督权。一般有两种情况：一是针对已经生效的民事、行政和刑事案件裁决，要求法院启动再审；也可以针对一审结束的刑事案件，要求上级法院二审。

“刑事案件二审的抗诉，很多国家就叫上诉。我们为了强调检察院与法院平行的国家机关地位，用了‘抗诉’这个词，强调是它的一种权力。其实只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程序，但听起来，就有了些对抗的意思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说。

据《中国法律年鉴》公布的数据，2013年，全国检察机关的抗诉合计6354件，大部分是二审抗诉，共5421件，再审抗诉只有813件，最少的是当事人及其家属申请提起的抗诉，120件。而2013年各级法院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达95.4万件。

可以看出，近年来刑事抗诉案件逐年增加，但比例并不高，针对已终审案件的再审抗诉比较少见，而通过申诉提起抗诉的难度巨大。

其中，由最高检提起的刑事抗诉，更是罕见。

2015年1月，最高检公诉厅厅长陈国庆接受正义网访谈时介绍，2014年最高检共办理省级院提请抗诉案件8件，其中，对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一案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。接近最高检的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马乐案是最高检2014年提起的唯一一起刑事抗诉案件。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，刑事抗诉少，和法检两家的工作机制都有关系。

一方面，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长期放在公诉上，只要法院判了有罪，哪怕免除刑事处罚，都认为没有公诉错误，基本认为公诉任务完成，没有动力抗了；最爱抗的是无罪判决。

另一方面，很多案件一二审法院判决之前都会向上请示汇报，高级法院二审死刑等案件甚至会请示到最高法院。既然上级法院已经对这一裁判表示过支持，再抗也就意义不大。

在抗诉案件中，检察院认为重罪轻判或者有罪判无的占了绝大部分，有的地方检察院甚至要求，法院判无罪的必须抗诉。

北京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抗诉少并不说明检察院不重视冤假错案。很多案件的纠错，检察院都是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发出，因为法院不太喜欢直接抗诉。如果真是错案，经过事先的良好沟通后，建议一般也会被法院采纳，和抗诉的效果是一样的。

“这主要和各地的司法生态有关。有的地方法检关系比较好，不觉得抗诉是对法院有意见，就无所谓。甚至有的错案是法院先发现的，过来和检察院沟通，说你们先抗一下，我们再改，两个机关一起，也可以分散压力。”上述检察官说。

2014年3月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全国人大做报告时就提到，对从申诉中发现的“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”“于英生杀妻案”等冤假错案，检察院及时与法院沟通，提出了再审改判的意见。

民事行政抗诉飙升刑事抗诉渐强

程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一轮司法改革以前，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，一直是上一轮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。2012年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时，都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进行了扩大和具体化。

“特别是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再审抗诉，之前是笼统地讲有这个权力，但怎么抗，不清楚。民诉法修改之后，就有了更具体的法律依据。”

结果就是，民事、行政抗诉案件的飙升。新民诉法实施后的2013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民事、行政抗诉案件16万余件，抗诉6万余件。而2011和2012年受理的数字都是6万多，抗诉刚刚过一万。

2014年9月，最高检察院新闻发言人肖玮表示，“检察机关综合运用抗诉、再审检察建议、检察建议等多种监督方式，对包括裁判结果、审判程序和执行活动在内的全部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，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监督格局。”

“之前法院对民行抗诉是比较反感的，检察院又不办这两方面的案子，自己却主动要扩权。后来法院发现，这反而减轻他们的信访压力。再有上访的来了，就劝他们先去找检察院申诉，说检察院要是抗了，法院这边也比较好解决。现在案子多了，检察院申诉控告（部门）有些人也是叫苦不迭。”程雷说。

一位接近最高法院审判监督庭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，审监庭的法官们感觉，检察院刑事抗诉方面的力度，较以往也确有加强趋势。

从数据来看，刑事抗诉的案件，大部分改变了判决结果。据《中国法律年鉴》，2013年，全国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抗诉案件，有4458件审结，2490件获得改判，807件维持原判，1161件指令再审。其中，针对已终审案件的再审抗诉，审结的670件中有312件改判。

一份《关于加强和改进刑事抗诉工作的意见》（下称“《意见》”），于2014年11月19日获最高检检委会通过。

《意见》还强化了人权保障，对于一些重罪轻判式的抗诉，限定了具体条件。比如，被告人为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，或者是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，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，如果只是量刑偏轻，一般不提起抗诉。

而被判死缓的被告人，具有自首、立功等法定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，因婚姻家庭、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犯罪的，或是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，案发后被告人真诚悔罪、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方谅解的，一般也不提起死刑立即执行的抗诉。

“例外中的例外”

一位接近两高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马乐案的抗诉让最高法院并不愉快。法院找到不少过往案例，证明缓刑并处罚金的结果在法律上没有问题。最高检则坚持认为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牟利近两千万都只判缓刑，将产生连锁反应，不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股民权益。

比起马乐案，陈满案更是“例外中的例外”：它是通过向检察机关申诉，由最高检提起的抗诉；而且，这是一件疑似冤错的案件。

陈卫东认为，陈满案某种意义上开辟了检察机关抗诉的新现象——就有利于被告人利益进行抗诉。

“过去都是把检察机关当打击犯罪的专政工具，很少谈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。”陈卫东说。检察机关在过去更多体现为维护被害人利益，而抗诉的习惯做法是抗重。但另一方面，法律又将检察院定位为和法院平行的国家司法机关，要求其对案件承担“客观义务”，理应既抗轻，又抗重。

最高检为何不像张氏叔侄案那样通过检察建议，而用抗诉的方式请求最高法对陈满案启动再审，尚且不得而知。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学者普遍认为，这和最近一两年中央对防范、纠正冤假错案的强调不无关系。

“由最高检来做就是一种示范效应，无论有罪还是无罪，都放在一个客观的天平上。有利于树立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正面形象。这种理念，也是需要各级检察机关在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去重视和强调的。”陈卫东说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2014年他到最高检察院挂职公诉厅副厅长、曹建明检察长与他谈话时，曾强调了检察机关要重视纠正冤假错案。据刘仁文了解，像陈满案这样，检察机关提起罪轻或无罪抗诉的，之前地方检察院也有过。

在陈满案申诉人、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看来，最高检这次直接就陈满案提起抗诉，是希望能够更多发挥法律监督机关在纠正冤假错案方面的作用。

虽然外界期待检察机关提起越来越多的抗诉，更乐见“最高法和最高检打起来”，但刑法学界对抗诉持积极又谨慎的态度。

在陈卫东看来，刑事再审阶段的抗诉案件虽然一年只有八百多件，也不能说就太少了。“很多国家就没有再审这个程序，轻一点儿重一点儿，终审了就结束了。除非可能是冤案。”

在一些国家，即使是重罪轻判的案件，只有在法官徇私枉法，故意帮被告人逃避制裁的情况下才能提起再审。因为生效的判决必须具有权威性，如果再审程序轻易启动，很多案件没完没了，不仅浪费司法资源，也让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，甚至损害司法权威。

纠正冤假错案则不受这一限制。学者们认为，检察机关应该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来对待。

“我们之前经历了历次严打，那时刑事诉讼法律还不是很健全，办案理念和人权保障的意识今天看来也是有差距的，可以想象冤错案件肯定不止已经发现的这些。必须要有主动发现错案的机制，不能只靠真凶再现和亡者归来。只靠法院是不够的，检察院既然有这个职权，当然也该行使起来。这对维护司法公信力只有好处。”刘仁文说。